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度的那一天，大家聚集在大礼堂里，在那天的仪式上，两个老战友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一个是国防部长秦基伟，另一个是他的老部下向守志。
当向守志激动地向秦基伟敬礼时，秦基伟笑着拍拍旁边的座位，跟他说：“哪有上将给上将敬礼的，赶紧坐下吧！”这一幕背后蕴藏着他们深厚的革命友谊。
向守志，原名向守芝，1917年11月出生在四川宣汉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家里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六。向守志的童年并不幸福，7岁时父亲去世，哥哥们先后被抓去当兵，再也没有音讯。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异常艰难。
12岁那年，他收到姐姐分娩的消息，兴奋地带着家里仅有的几颗鸡蛋和糯米，踏上了两天两夜的旅程。却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噩耗：姐姐因产后病重去世，这一打击对向守志来说如晴天霹雳，家里的亲人接连离世，他从此彻底失去了支撑。
展开剩余88%回家途中向守志和一位药材商同行，商人得知了他的苦难后，安慰他说：“孩子，别伤心，穷人的日子总会过去的。你听过王维舟吗？他带领游击队，为穷苦百姓争取自由。”向守志虽然年纪小，但那时他决定，一定要加入游击队，为穷人出一份力。
1932年底，红军进入四川，向守志对他们的崇敬与日俱增。在年少时，他虽然无法立刻加入红军，但加入了少年先锋队。作为最年轻的队员，向守志的心中已经埋下了为革命奋斗的种子，未来的道路也注定与这片土地上的战斗和革命紧密相连。
两年后向守志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后，他展现出了比其他人更坚定的革命信念，目标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为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让那些和他一样的百姓不再受压迫。在部队中，大家经常能看到向守志在别人休息时独自加练，尽管疲惫不堪，他始终不愿放弃。这种坚定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当时已经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秦基伟的注意。
虽然两人都在红四方面军，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直到红军长征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才有机会成为上下级。那时秦基伟已经是经验丰富、指挥得当的军区司令员，而向守志则成长为一名团长。
尽管是上下级，两人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在看到向守志带兵打仗的能力后，秦基伟更是欣赏这位下属。于是向守志几乎成了秦基伟的得力助手，每当有重要任务时，秦基伟都会派向守志去执行，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俩关系越来越好，除了工作上的合作，还时常一起喝酒聊天，互相请教战术。两人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与友谊。当然战场上的故事比起革命战友情更能打动人心。
秦基伟始终认为向守志是一个不追求个人名利、全心全意为革命的共产党员，而这也是向守志一生的真实写照。回想起来，向守志一生中最闪光的时刻，可能就是在抗战期间，与秦基伟将军一起打下的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
1939年，向守志带着队伍在凌石屯准备伏击日军，当时负责侦察的战士已经得知有几十名日军会经过这里。于是向守志和队员们迅速在预定位置做好了准备，隐蔽得很好，大家都很兴奋，感觉这次一定能抓住机会。
当日军的车队进入伏击圈时，向守志立即下令开火，子弹密集地射向日军，毫不留情。那些之前一副威风凛凛的日军完全没想到会遭到袭击，他们乱作一团，四处逃窜，完全忘记了反击，只顾着逃命了。
他们甚至开始爬行、滚动，连路都顾不上走了。有的日军士兵掉进了臭气熏天的河沟里，混杂的泥水让他们像泥巴人一样狼狈。看到这一幕，向守志和队员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避免一场险情。
向守志和他的部队一直与百姓们和睦相处，严格遵守毛主席“不为百姓找麻烦”的原则。正因为这样，百姓们也真心支持八路军，主动提高警惕，帮助掩护部队，形成了互相帮助的良好局面。
1951年，秦基伟将军率领15军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并随后参与上甘岭战役。在一次战斗中，87团3营被命令潜伏在391高地前的蒿草丛中，突然遭遇美军燃烧弹袭击。邱少云身边的燃烧弹引发了大火，为了不暴露部队，他忍受剧痛，依旧一动不动，直到壮烈牺牲。向守志回忆起这一幕时，常常哽咽：“哪有像邱少云那样的好战士，他为大局牺牲，令人动容。”
1954年，向守志回国后，担任第15军参谋长等职，1955年年仅38岁的他便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向守志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西安炮校校长，也就是现在的二炮工程技术学院，他的雄心壮志更为坚定，决定将一生奉献给炮兵事业。他还特意将名字从“向守芝”改为“向守志”，表达自己对事业的决心。
1960年，随着高等军事学院的毕业季临近，许多军区都在积极招揽优秀毕业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早已看中向守志，并打算让他担任参谋长，向守志曾在抗美援朝后一直驻扎在武汉军区，工作兢兢业业，对军区感情深厚，陈再道相信他一定会选择留在武汉。
然而陈再道的计划被打乱了，突然中央召唤他回北京，陈再道心中疑惑，但仍赶紧去了北京。到北京后周总理与他谈起了向守志的去向。原来中央决定让向守志担任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院长，而不是武汉军区参谋长。陈再道虽然不愿意放人，但他知道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
回到武汉后，陈再道与向守志沟通，告诉他自己希望他留在武汉军区，但周总理希望他去西安。向守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表示：“我决定去炮兵学校，军区参谋长请为别人考虑。”陈再道心急如焚，认为这是个不明智的选择，毕竟参谋长职位更有前途。但向守志坚持自己的决定，表示自己愿意为国家发展导弹事业，承担重任。
最终向守志被任命为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院长，开始了艰苦的建校之路，同年向守志带领学员赴导弹基地时，恰逢周总理也在现场。导弹基地条件艰苦，周总理和向守志一起住在帐篷里。
一次吃饭时桌上只有一个鸡蛋，周总理指着它笑道：“咱们一人一半。” 向守志立刻表示要让总理吃，但周总理坚持：“不行，我命令你吃。”说完他将鸡蛋分成两半，一半递给向守志。
当周总理看到向守志年轻时，问道：“你是38式干部？”向守志回答：“我参加过四方面军长征。”两人随后聊起了长征的故事。周总理从此更加了解向守志的经历与能力。
向守志的儿子回忆：“总理看重父亲的年轻与能力，曾建议他担任二炮司令。总理认为，向守志早晚会接班，就让他先做。”这个决定为向守志的未来奠定了基础，最终他成为了二炮司令，成就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1966年，向守志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首任司令员，但不久后因被错误地指控为“反革命”而遭到撤职，并被下放劳动。这段不公正的遭遇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痛苦记忆。
然而经过这段坎坷的经历，向守志于1975年重新获得了信任，再次被任命为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此后他还曾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始终兢兢业业，不断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贡献力量。
除了他自己的成就，向守志身边还有一位同样经历了传奇人生的妻子张玲。年轻时，她投身于八路军，与向守志一样，经历过战火和磨难。两人共同走过了革命的岁月，书写了一段充满信念与坚持的历史。
尽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与变故，但始终未曾动摇过他们的初心。向守志和张玲的奋斗历程是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也展现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精神。
1982年，向守志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许世友正在南京疗养，向守志对这位老首长极为关照。许世友病重住院时，向守志多次探访，并为他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向守志的敬重体现在他出版回忆录时，他特别要求回忆录定价不超过许世友，这足见两人深厚的情谊。
二人关系中的一段插曲源于1956年毛主席提出的火葬倡议。当时毛主席为了节约耕地，提议改土葬为火葬，许多人纷纷响应，但许世友却坚决拒绝签字。他认为，自己活着为国尽忠，死后应与母亲合葬，这种孝心让他坚持土葬的传统。
到了1985年许世友病重，决定坚持土葬。他在病床上通过秘书向中央递交了土葬申请。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批准了许世友的要求，但为了避免引发社会争议，要求葬礼低调进行。
这也解释了向守志为何迟迟未发布悼文。当聂凤智因而与向守志发生争执时，向守志终于同意发表悼文，但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悼文中不署自己的名字，二是署上许世友老部下徐深吉和罗应怀的名字，以平衡外界的声音。这番处理体现了向守志的细腻和对许世友的深厚敬意，也避免了过多的政治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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